这是2024年10月24 日在俄罗斯喀山拍摄的金砖峰会标识和国旗

文/胡子南

编辑/吴美娜

　　柏林勃兰登堡门前曾经象征着欧洲团结的欧盟旗帜仍在飘扬，但脚下这片土地正在经历冷战结束以来少有的沉重焦虑。作为欧洲经济引擎的德国正在失速，恰似一枚棱镜折射出全球秩序重构的复杂光谱——极右翼浪潮突破传统政治禁忌、德国领导力日衰与欧洲一体化困局、跨大西洋同盟面临信任危机，人工智能革命加速权力转移……

　　当德国选择党主席爱丽丝·魏德尔多次公开质疑欧洲自主权何在，并呼吁欧洲在国际事务中应有更强的自主性时，人们见证的不仅仅是德国国家转型的阵痛，更是一个文明体系正在经历结构性嬗变。

　　正如2025年慕尼黑安全会议（慕安会）报告所提到的，“尽管地缘政治对抗重新回到了欧洲，并成为慕尼黑安全会议的议题，但显然，几乎所有其他方面都发生了变化……撇开全球大势、孤立地讨论欧洲安全问题已经没有意义……”

政治地震带：极右翼崛起背后的文明断裂

　　在2024年欧洲议会选举中，极右翼团体获得席位从2019年的135席（占议席总数的18%）增加到187席（占议席总数的26%）。与此同时，极右翼势力在欧盟国家也呈崛起之势。

　　在德国，2024年9月，德国选择党在萨克森州、图林根州和勃兰登堡州选举中获得空前胜利；在法国，2024年6月，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在法国立法选举第一轮投票中赢得33%选票，表明其影响力显著增强。此外，在意大利，意大利兄弟党在2022年9月的选举中就已获胜，其党首梅洛尼成为该国历史上首位来自极右翼政党的女总理。

　　这些事件表明，从莱茵河到第聂伯河，保守主义正在重塑欧洲精神版图。这种集体向右转并非偶然发生的政治周期波动，因为难民危机、持续通胀和产业空心化正把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承诺的繁荣幻象各个击破，身份政治遂成为新的社会动员工具。这些国家的极右翼势力将人们的经济焦虑转化为文化思变，进而重构政治光谱。

　　这种趋势正在瓦解欧洲战后苦心经营的多元主义共识。柏林墙倒塌35年后新的意识形态分歧在涌起——不是基于地缘疆界，而是根源于价值观差异。当德国宪法保卫局将选择党列为“可疑极端组织”，却仍无法阻止其成为德国第二大受支持政党时，其带给人们的心理震憾，可想而知。

领导力真空：德国引擎失速与欧洲一体化困局

　　在俄乌冲突的硝烟之中，默克尔时代“以商促变”的战略智慧显露出历史局限性。而从“北溪”管道爆炸的那一刻起，德国依靠廉价能源、稳定的工业生产和全球化贸易的经济发展根基便随之被动摇。化工巨头巴斯夫关闭了路德维希港的百年工厂，大众汽车搁置其东欧电池厂计划也不仅仅是考虑到能源成本，地缘政治风险也是不可忽视的“成本”。

　　德国工业联合会发出警告：“德国当前去工业化风险比1970年代石油危机更为严峻。”这种经济困顿叠加政局不稳也直接削弱了德国的欧洲领导力。在欧盟财政规则改革中，朔尔茨政府坚持债务红线遭到南欧国家集体抵制；在乌克兰入盟问题上，波兰等东欧国家发挥了更明显作用，德国则成为追随者。

　　这些细节背后的现实是：那个曾经用支票簿外交推动欧洲整合的德国，正在沦为各方博弈的被动参与者。当前，欧盟内部力量重组正呈现马赛克特征——法国总统马克龙主导的“欧洲政治共同体”倡议、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的“地中海轴心”构想以及北欧国家的“绿色联盟”等，都在解构最初的欧洲一体化引擎——“法德轴心”。与此同时，欧盟传统边缘国家正在用硬实力改写欧洲权力公式。这种离心力背后，本质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根本矛盾——欧洲一体化的前程和主权国家的利益，孰重孰轻，谁先谁后？

同盟的黄昏：跨大西洋关系的范式转移

　　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如同一场政治海啸，特朗普“美国优先2.0”纲领要求北约国家将国防开支增加到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指责欧盟让美国遭受3000亿欧元赤字，表示将通过施压迫使乌克兰割让领土停战、不排除通过军事或经济胁迫手段夺取格陵兰岛，以及就职后立即宣布退出《巴黎协定》、世卫组织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都已在欧洲引发战略恐慌。

　　特朗普赤裸裸的现实主义算计正在深度粉碎跨大西洋关系的情感纽带，但是欧洲的战略觉醒却呈现出矛盾的双重性。欧洲试图通过强化“战略自主”摆脱对美国依赖，但防务领域仍深度依赖北约框架；欧盟虽提出“原则务实主义”，但战略能力建设严重滞后，欧盟试图通过开放战略在中美之间做平衡，却在关键技术和供应链安全领域陷入“选边站”困境，甚至作为欧盟基石的德法也对“欧洲主权”抱有不同认知。

　　目标与现实的落差，导致欧洲“战略自主”流于口号。正如马克龙所言，欧洲的觉醒需要“痛苦的自我革新”，但欧盟成员国在主权让渡、资源分配和安全承诺上的分歧，使得“战略自主”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议程。

多极化时代：全球权力的转移

　　冷战结束30多年后，美国单极霸权越来越难“控局”，世界正进入权力碎片化、多极化发展的时代。

　　2022年印度成为全球第五大经济体，预计最快三年后将超越德国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2023年，宿敌沙特和伊朗在中国外交斡旋下达成历史性和解，凸显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日益增强的影响力；2024年，扩容后的金砖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32.1%，超过七国集团（G7）的29.9%。

2月8日，在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获释的巴勒斯坦人与亲友拥抱

　　这些事件表明，全球南方国家正在通过经济发展、地缘政治斡旋和多边机制等方式，逐步提升自身影响力并推动国际秩序变革。

　　与此同时，欧洲站到了文明裂变的十字路口。经济周期性衰退与移民政策积弊，加剧了欧洲本土社会“原住民”与“外来者”的撕裂——经济繁荣期引入的移民群体在经济“寒冬”中日益沦为民族主义者的矛头所向，欧洲倡导的多元主义在资本主义世俗化与宗教保守主义的碰撞下变得支离破碎。

　　这种结构性矛盾的恶果之一，就是为恐怖主义提供了温床。在欧洲，“伊斯兰国”遗留的极端主义网络催生出“独狼式”恐袭新形态，而妖魔化伊斯兰的舆论浪潮将反恐战争异化为文明冲突的催化剂。

　　此外，乌克兰危机延宕与中东“火药桶”的持续升温，不断测试欧洲安全架构的韧性，昔日“跨大西洋共识”的逐步瓦解更让欧洲陷入战略自主的迷茫。

　　2025年的慕安会报告说，尽管今天的世界是否已经多大程度上实现多极化仍有争议，但“多极化过程”已经成为事实：一方面，权力正在向更多具备影响全球关键问题能力的行动者转移；另一方面，世界在许多国家之间以及内部的极化现象日益加剧，这妨碍了共同应对全球危机和威胁。

　　《慕尼黑安全指数2025》还显示，G7国家民众对更加多极化的世界持更悲观的看法，而“BICS”国家（巴西、印度、中国和南非）的看法相对则更加乐观。

硅基革命：智能时代重塑人类价值

　　硅元素独特的半导体特性——导电性可控、储量丰富和成本低廉，使其成为信息时代的“新石油”。从1947年贝尔实验室发明晶体管，到1971年英特尔推出首个微处理器，硅基芯片将人类带入算力指数级增长的摩尔定律时代。

　　尽管德国电气工程师尤尔根·戴德罗夫和赫尔穆特·格罗特罗普为芯片发明奠定了技术基础，但如今的德国半导体产业却深陷“设计-制造-应用”三重断层。在芯片设计环节，美国凭借OpenAI等在算法层的颠覆性突破重构技术标准；在芯片制造环节，台积电和三星控制了全球70%的先进制程产能，而欧盟产能仅占8%；在应用场景端，中国通过算法优化实现硬件依赖度下降，推动了传统硬件优势的价值链再分配。

　　这些突破不仅造就了技术的里程碑，更撬动权力再分配的杠杆。根据全球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的研究报告，到2030年生成式AI预计将为全球经济带来2.6万亿至4.4万亿美元的经济价值，这个数字超过德国全年GDP。当算法开始应用于信贷审批、医疗诊断和武器研发等，“算力”越来越像“权力”。那么，已经落后的德国将在硅基革命中扮演什么角色？

　　慕尼黑安全会议的钟声再度敲响，这场被称为西方家庭聚会的论坛已悄然折射出文明裂变时代的全球阵痛。此刻的欧洲站在历史转折点：是继续沉湎于冷战思维下的“民主对抗威权”叙事，还是以智能时代的包容智慧重塑全球化内涵？

　　从这个层面看，类似慕安会这样的国际性舞台，其真正使命应该是摒弃“新冷战”思维，在人工智能的算力浪潮中重建价值共识，在多极化的世界格局里编织合作网络。人类文明的未来，终究决定于我们能否在智能时代的星空下，以新型全球化之笔共绘超越东西方藩篱的安全图景。

　　（作者系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