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4月19日，在江西景德镇，非遗新人蔡文娟在“青花故事”创作基地挑选原矿料

文/《环球》杂志记者 郝薇薇

编辑/胡艳芬

　　在一家购物平台搞促销活动前，记者把觊觎已久的韦奇伍德（Wedgwood）树莓浮雕杯碟放进了购物车。不曾想，活动开始没多久，这套“明星款”便已售罄。作为一名重度“咖啡控”，也对各式各样的咖啡杯有着止不住的爱，前前后后搜罗了一些，比如瑞典罗斯兰（Rrstrand）的蓝蝴蝶系列、芬兰阿拉比亚（Arabia）的胡薇拉系列、法国吉恩（Gien）的诗歌系列。

　　这些被中国中产们追捧的杯壶碗盏，皆是西来的“欧洲制造”。西物东渐的大潮深度影响了中国人的现代生活。不过，若时光倒流至500多年前，则全然是另一番光景。

500多年前的“中国制造”

　　1499年，发现东方新航路的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凯旋时，为国王曼努埃尔一世献上了他在印度卡利卡特得到的中国瓷器。这些绘有缠枝莲纹和盘龙、麒麟纹样的景德镇青花，在明代中国属于等级较低的民窑瓷器，却在葡萄牙宫廷引发一片赞叹，瞬间成为王公贵族们的新宠。

　　15世纪末大航海时代启幕，新的联结在世界各地迅速展开。彼时的中国，凭借工艺和品质独步天下的丝绸、瓷器、漆器、茶叶，在新形成的国际贸易网络中占据着“世界工厂”的优势地位。一批批“中国制造”渡海东来，涌入欧洲人的生活。洁白高雅的中国瓷器成为各国王室竞相收藏的顶级奢侈品，不但被视作财富和地位的象征，更被神化为有验毒功效的奇货。

　　高涨的需求和丰厚的利润驱使欧洲人走上了中国瓷器的“山寨之路”，“代尔夫特蓝”是其以釉陶仿制青花瓷的成功之作。17世纪的荷兰成为了海上霸主，作为荷兰东印度公司本土六大据点之一的代尔夫特，是人流物流皆熙攘的枢纽城市。热络的经济吸引着各方资本和人才，市场上满眼可见的中国瓷器也为当地陶工提供了仿制之便。

东学西渐：仿制-偷师-崛起

　　“代尔夫特蓝”经历了从完全模仿到中西合璧再到本土创新的过程，这大抵是任何一种“制造”的必经之路。

　　纹饰方面，在中国风的仕女、僧人、亭台楼阁之外，教堂、风车、郁金香等荷兰特色图案越来越受青睐。工艺上，通过在含氧化钴的黑色染料中加入不同量的水得到深浅不同的蓝，大大增强了“代尔夫特蓝”的艺术表现力。时至今日，氧化钴染料的配方仍是荷兰皇家代尔夫特蓝瓷公司的最高机密。不过，尽管“代尔夫特蓝”外观上已十分接近中国青花瓷，但它在质地上仍属陶器，而非真瓷。

　　欧洲人一直梦想着制造出细腻坚硬的真正瓷器。东方奢侈品让他们花掉了太多钱财，巨额的贸易逆差让信奉重商主义的欧洲精英们焦虑不安，甚至出现了禁止进口中国商品的呼声。出生于德意志萨克森地区的科学家埃伦弗里德·瓦尔特·冯·契恩豪斯就抱怨道：“诸如中国瓷之类的对外采购量如此庞大，对国家造成损失之巨，务必设法回避。”

　　契恩豪斯是位知行合一、产学结合的行动派。他和自己的助手、一位名叫博特格的炼金师，在萨克森选帝侯（指神圣罗马帝国中拥有选举皇帝特权的诸侯）兼波兰国王奥古斯都二世的实验室里进行了数万次实验，终于烧制出白色陶瓷样品。1710年，奥古斯都二世在德累斯顿正式建立瓷器工场，不久后把工场迁到德累斯顿西北迈森城中的阿尔布莱希特堡。这位嗜瓷如命的欧洲“瓷王”有着极强的“知识产权”意识，迅以拉丁文、德文、法文、荷兰文等语言写明文书，宣布萨克森地区的迈森发现了瓷器的奥秘。自此，迈森成为欧洲瓷器诞生地，迈森瓷器工场也成为欧洲第一家瓷器制造商。

　　在欧洲瓷器崛起过程中，法国人弗朗索瓦·泽维尔·昂特雷柯莱是一位关键人物。1699年，他受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委派，以传教为名来中国窃取制瓷技术。这位“工业间谍”苦学中文，熟读经书，穿长衫短袄，还给自己取了一个中文名字“殷弘绪”。他的谦卑姿态和“本土化”策略取得了成功：博得了江西巡抚、景德镇督瓷官郎廷极的好感，得以自由进出景德镇各个作坊，观察了解窑厂各道工序。

　　1712年、1722年，殷弘绪两次向欧洲报告刺探到的瓷器制造情报。1712年的那封长信于1716年公开发表在法国《科学》杂志上，“中国制造”最核心法宝“瓷石+高岭土”的二元配方制胎法自此昭告全欧洲。

　　“殷弘绪来信”极大推动了欧洲制瓷业的发展。一家家瓷器工场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奥地利维也纳瓷器工场、法国塞夫勒皇家瓷器工场、普鲁士柏林皇家瓷器工场、英国韦奇伍德瓷器工场等等，不一而足。早先成立的迈森瓷器工场也从中获益匪浅。正是受“殷弘绪来信”启发，“迈森”用来自锡本伦的长石代替雪花石膏石，终于烧制出完美的真瓷。

　　在当时的清廷，没人能想到，一个异邦人的到来“将在几十年后影响整个中国的经济格局”。掌握了中国制瓷奥秘的“欧洲制造”迅速崛起，不但占领了本土市场，还出口到海外殖民地。中国瓷器的出口市场开始大幅萎缩，在中国传统优势出口商品中，瓷器出口率先衰落了。

制造力量，兴衰转换

　　“欧洲制造”和“中国制造”的兴衰转换是中西力量对比发生转折的生动缩影。迅猛发展的陶瓷业不断推高着欧洲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浪潮，也结出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果实”。英国韦奇伍德瓷器工场创办人乔赛亚·威基伍德依靠瓷器生意成为巨富，为女儿苏珊娜留下大笔财产，正是这笔财产，成为他的外孙、《进化论》作者查尔斯·达尔文学术研究的坚实后盾，让这位博物学家有底气自费进行环球科学考察。

　　风水轮流转，如今以“新三样”为代表的“中国制造”再度崛起，凭借自主创新之翼，加速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在国际赛道上弯道超车。“新三样”的发展路径，实现了“老三样”从模仿到创新发展模式基础上的升级和超越。

　　回望来时路，不禁让人联想起当年欧洲的瓷器故事。而这似也昭示着，一个新的力量对比时代正向我们走来。